介子平《可悲的中國人》
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
因《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獲名，
然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
其困惑越來越深，最後竟以自殺結束生命。
自殺前她與身邊親友說：”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
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
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
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
可以作賤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
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發現需要砍的，
還有自己的同胞。”
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為當砍。
揚州十日時，江南居民只要遇見一個滿洲兵，
“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
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年，清兵橫刀一呼：
“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便戰戰兢兢，無一敢動。
此清兵便押著這些人青壯年赴屠場，其間無一人反抗，
一人敢跑。至刑場後，清兵喝令：“跪！”
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南京大屠殺時，如此情形再度上演。
日本人抓住國軍後，進行甄別，
在押的上萬人中潛有換了兵裝的師長團長。
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
頓時眾手齊指那些師長團長們。
但結局卻無異，指人者與被指者統統一死。
有人說南人文弱，故由著清兵造次，
其實北人也扯淡，抗戰時的山西農村，
經常是一個鬼子攆著全村人團團轉，
讓跪下就跪下，說趴下就趴下。
梁實秋《排隊》一文中道：
抗戰以前，人們在車站購票不排隊。
但日本人佔領北平前門火車站後，秩序從此改良許多。
何以然？因為有個日本兵拿著鞭子，來回巡視，
看有插隊者，上去就是狠狠一鞭，
那人便一聲不響排在了隊尾。為此，梁先生悲然詰問：
“難道中國人真需要那一條鞭子才行麼？”
有人不解何以每至夷狄更姓，
自發或被迫的漢奸便多如牛毛，
正如失望是絕望的前提，奴性實則漢奸的基礎，
奴性越深，漢奸越多。
讀史的周作人說過一話，意味深長：
“積多年的思索經驗，從學理說來人的前途顯有光明，
而從史事看來中國的前途還是黑暗未了。”
讀史令人心碎，少年讀史，義憤填膺，
成年讀史，便有周作人話裡的滋味了。
崇禎挽殘局，無奈六下罪己詔，
“罪非朕躬，誰任其責”，
此話甚是，問題在下層，根源在上面，
“朕為民父母，民為朕赤子”，
既如此，子不教，父之過矣。
其實也不在一君一朝，在制度。
黑格爾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
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
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
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
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
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
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歷史改變。”
鴉片戰爭前夕，中國 GDP 世界第一，卻不堪一擊。
何以然？費正清認為，制度落後和官場腐敗
是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從康熙、雍正到乾隆，
他們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官僚體制
變成了一個合法的、有組織的貪污集體。”
後來有人將國人狀況描述為一盤散沙，
以為有了鐵腕領袖，有了鐵幕制度，
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煥然一新，果真如此？
作家北村恨鐵不成鋼而憤憤然：
“日本人曾經在中國無惡不作，
但真比某些中國人更壞嗎？
他們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嗎？
為洩憤去幼兒園殺幼兒了嗎？
把化學污染物壓進地下水了嗎？
餓死過上千萬本國人民嗎？
出賣過國土嗎？
為援助外國人犧牲過本國人嗎？
官員輪姦過本國幼女麼？
迫害過為國家而戰而被俘的人嗎？
毒死人的企業官員不謝罪反升官了嗎？”
國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問題，制度出了問題。
平沙一望無菸火，惟見哀鴻自北飛，
魯迅致力於國民性批判，不可謂不痛。
然大幾十年過去了，現狀可否改觀？
多數人持悲觀態度。作家劉震雲接著道：
“中國的國民性自魯迅時代以來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適用，
阿Q的精神勝利法源於他對周邊環境的恐懼感，
而今天我們身邊這種恐懼感仍未減少。
不僅沒有減少，相反，
中國人現在除了恐懼，還缺乏對未來的遠見，
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國民性問題。”
民族主義極易煽動，你可以藉勢利用之抵制日貨，
甚至可以砸毀日系車輛，
然誰有能力改變這個民族的劣根性。
魯迅說：”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
歷史上，除夷狄對華夏的荼毒，
多數時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
其殘忍程度絕不亞於外人，
只是家醜不可外揚，史料中難免遮遮掩掩。
耶魯大學華人經濟學家陳志武曾言：
“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鮮可以用，
政府可以用，官員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
二奶可以用，唯獨老百姓不能用。”
對外要臉不要錢，對內要錢不要臉。
時代真的仁慈了，
大規模的肉體滅絕停止了，卻將精力與用心
全然轉到了經濟上的巧取豪奪、蠶食鯨吞。
魯迅還說：”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
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
無論加進甚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
所以出現 “為人莫當官，當官皆一般。
換了你我去，恐比他還貪”，也就不足為奇了。
英國人赫德管理的中國海關，
竟是晚清最為廉潔高效的部門。
這已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問題，終要歸結到制度的設計。
1921年12月5日，張作霖在一次採訪中道：
“中國之壞，就是壞在官吏，辦公事的人，只貪圖私利。
拿京奉鐵路說，內中的弊病太多，說起來把人氣死。
外國人說中國窮，其實中國何嘗窮，
只不過錢都飽入官吏私囊了。
中國財政，只要有個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
那一點外債算個什麼。”
此話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說出，意味深長，
較之匪，官之禍尤重。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喟嘆：
“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於本國銀行都不信用，
對於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 在廣東，
“一般人民都情願藏收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
認為這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
先生將國人之智嚴重低估了。
後生韓寒之言，每有睿智：
“中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智商，
和官員們不斷下降的道德之間的矛盾。”
官員是體制的代言人，
民眾與官員的矛盾，說白了是與體制的對立。
以前大多數人歌頌的制度優越性，
原來優越的只在少數人，現在著意強調的是特殊性，
特殊的還是那個超越憲法、超越公正的利益階層。
既如此，
便不難理解為何民間有多少善意，上層就有多少邪惡，
民間有多少期待，官方就製造多少絕望了。
“因為他們邪惡，我們才要正直；
因為他們殘忍，我們才要善良；
因為他們陰險，我們才要光明；
因為他們無恥，我們才要高尚。”
甘地是個理想主義者，試圖以人格力量改變國民性，
但畢竟不切實際，最終要以制度為之。
李光耀對鄧小平講過：
“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後裔，
祖先都不識字，很貧窮，
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
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
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
他又補充道：”新加坡成功的關鍵，
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戈爾巴喬夫似乎也知之，為此不惜壯士斷腕，明志斷指，
“我們要成為現代文明整體的一部分，
同人類的普遍價值和諧共處”。
上層說：”改革不會走蘇聯老路”，
竊以為，僅為改變不堪的國民性，蘇聯老路非走不可。